我当年插队的村子仅有23户人家,全村老少加起来也就百十口人。村里人大多没出过远门,有的老人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过村子。大家埋头劳作,对外面了解得很少。
村民不读书、不看报。外部消息的惟一来源是县有线广播网的小广播喇叭(当地称为“小广播”)。每晚八点,“小广播”准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结束后,公社有时会加播一些通知什么的。
可怜的是,村里装有“小广播”的仅有两户。老乡们很羡慕这两户人家。但这种挂在墙上的小广播喇叭没地方能买到。队领导得不到公社开会通知,经常误事,很着急。一天,队干部王德普问我,北京有没有“小广播”卖?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写信给家里,让母亲打听打听哪里有卖的,价格多少?母亲发动朋友同事四处打听,听说有个厂家生产,打听到地址后,她亲自跑到那家广播器材厂,看到的是一种新型的“压电式扬声器”,没有任何电子零部件,只有一个纸盆,放在薄薄的木框中,三元多一个。我让母亲寄来一个,试了一下,效果居然比老乡家的磁铁扬声器还强。于是让家里寄来十个,满以为需要的人家不会多,不想平时勤俭的老乡都捏着钱堵到门口,一下子全抢光了。我让家里又寄来第二批,才满足了全村老乡的需求。
分散在山上坡下的各家喇叭必须与公社的广播线路连通,才能实现收听。我因陋就简,买来一捆最细的普通铁丝,分两路沿着山沟向上,沿途架在小树等物上,延伸到最高处的人家窑前。各家户只要把窑外的铁丝接到自家广播喇叭上,再伸出一根线连接到地上,就接通了。最后,我把串通了各家的铁丝挂到公社的广播线上,全村就能收到县广播站的声音了。
接好了线,到晚上八点,过去沉寂的村庄,一下子热闹起来。全家老少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广播,直到广播停止后才去休息。
第二天上工时,劳动现场一改闷声干活儿的状态,广播中听到的东西,成为社员们热烈交谈的话题,很多他们不知道或听不懂的词汇还让我解释。连平常不敢喘气的所谓“四类分子”,也打破从不与我拉话的惯例,小心翼翼地向我问这问那。开阔了视野的老乡们对外界充满好奇,对国内外大事非常关心。有一次,有个老乡居然问我:“鲁迅是什么人?”使我深感意外。
队领导看到小广播带来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想利用小广播安排生产,因社员分住在两条沟里,队长每天招呼出工很费劲。分派活儿后,社员还要再回家拿工具才能去劳动,耽误了不少时间。
这就得建自己的广播站了。我没学过广播技术,到县里商店询问,找到一种适合做小型广播的“三用机”。它以一号电池为电源,既可以收音,也可以扩音、播音。播音时不需要话筒,直接对着机子说话即可。我买来后,把连接各家的铁丝线路接到三用机上,实现了队长的愿望。
每天早上,队长先叫我打开机子,然后把生产安排直接通知给社员。于是,社员带上应该使用的工具,直接干活了,使出工时间节省了半小时。
三用机另一个优越性,是有十个波段、几十个频率的节目可供选择,为社员收听更多节目提供了条件。我增加了播音的时间,社员就可以听到音乐、戏剧、曲艺等各类节目了。
如果谁家不想听了,只要拆开地线接头,小喇叭立刻停止发声,操作简单。
有了三用机,也改变了我的孤独生活。不向全村广播时,我摘下外接线,自己收听各电台的节目。
意外的是,有一天,我听到广播喇叭叫我的声音。原来是三里地之外的前村同学对着小广播叫我,我对着三用机答应,他们居然也听到了。原来三用机还有双向对讲功能,只是声音极小,听不太清楚罢了。
所以,每当想和同学联系了,我就把三用机连接到公社广播线上,与前村同学聊起来了,这简直就是直通电话。
更意外的是,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时说到,快过春节了,我还没买过年的猪肉。第二天一早,后村沙家圪崂的一个老乡就背着一块猪肉来找我,说夜黑地(昨夜)广播里说你要买猪肉,我给你送来了。原来七八里地外的老乡们也能听到我们的对话,还猜到了是我这里发出的声音。
回想起来,办广播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它就发生在1970年的黄家河村。 李一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