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冬天,我把两床铺盖、一些坛坛罐罐和锅碗瓢盆从乡下拉到县城杏树圪崂一眼黑黢黢的窑洞里,就算在城里有了一个家。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电视机,那是岳父给妻子的嫁妆。电视箱子成了我的临时衣柜。那个时候,妻子在离城30公里的一个镇政府上班,我得自己做饭。作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农家子弟,吃了公饭,有幸从乡下调到城里,在机关大楼里面工作,觉得生活无限美好。当时工资很低,手头非常紧张。一百块钱揣在兜里好长时间舍不得破开,需要花钱的时候,就忍一忍,推一推,磨磨蹭蹭就过去了。礼拜天,妻子经常坐班车回城。妻子不止一次对我说:“人家隔壁邻居哪来那么多钱?每星期都吃羊下水。”我每次都说咱好好攒钱买窑,像是安慰妻子,又像是自欺欺人。妻子怀孕那阵子,走到街上的水果摊前,说想吃橘子,我居然说老家拿过来那么多苹果,你不吃,偏要吃橘子。妻就不说话了,悄悄回家吃苹果。艰苦岁月里的橘子,成了我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房东的一个农村亲戚要在我赁的窑里坐月子,我只得搬家,在附近杏树西院又赁了一眼窑。这眼窑又宽又深又亮堂,但我住得并不舒心。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是城里人,老住户,她跟邻居拉话,说我妻子在大街上借了她十块钱,好几天了还不还,肯定是不想还了,不相信年轻人记性就这么差。妻子无意间听见了,忽然记起借钱的事,赶快还了钱,并不好意思地作了解释。事后,妻子嘟囔着说,老太太怎么会这么想呢?咱再穷也不至于赖十块钱的债啊!
作为老大,我把小弟拉扯到城里来念书。小弟是个淘气鬼,不知怎么惹了一个老酒鬼。他醉熏熏地撵到我家门前,骂骂咧咧,又是要抽筋,又是要扒皮。那时候,妻还在月子里,从老家来守月子的母亲赶快给人家赔不是。酒鬼骂够了,晃晃悠悠走了,母亲就开始数落弟弟。我下班回家,听说了此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和妻子受了委屈,我又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
西院这眼窑被主人卖了,我又搬到了白家大院一孔袖珍窑洞里。这是个大杂院,我搬过去的时候正值夏天,火辣辣的太阳从早上照到傍晚,阳光从窗格上直射到窑掌,加之要动火做饭,那眼窑就成了一个大蒸笼。女儿刚学会爬行,热得满头大汗。我就把洗衣盆搁在院里的凉荫下,把女儿放到洗衣盆里让她享受一丝凉风。大杂院里的婆姨女子们、碎脑娃娃们没事了就端着饭碗过来逗女儿玩。我也会端着饭碗到邻居家串门,星期天还偶尔伸长脖子看看人家打麻将。我在这个大杂院里住了不到一年时间,除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爱洒香水的女人,其他人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房东夫妇很随和,很朴实,很善良,记得我给他们送过两碗小米,他们很是感动,推托了很久才收下了。邻居们也没架子,没有拿城里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多年以后,老邻居在我上班途中偶然碰见我,还热情地邀请我回去看看,感觉十分亲切。
在那些贫穷的岁月里,学医的妻子总想挣点外快,于是把家搬到了偏远的葡萄梁。葡萄梁住户多,妻子既看病又卖药,人也勤快、随和,确实挣了点钱,但她毕竟没有正规手续,怕出问题,很快就收摊了。
于是,我们想搬回单位附近。有一眼窑倒是不错,那天下午我打问情况时,趾高气扬的女主人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涮羊肉,一边像领导讲话一样宣布纪律:不准晚归,早起要把院子扫干净,不准大声说话,不准拖欠房租。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女人的做派,扭头就走了。我发现县委后院有一眼窑好像空着,一打听,是单位清洁工的办公室,但她基本不用。通过县环卫所的一名司机,我借下了这孔窑洞。我也没想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事情,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用清运垃圾的农用车把我的家当从葡萄梁拉了回来。
2000年冬天,我迎着一场瑞雪,把家搬到了自己省吃俭用购买的窑洞里,结束了在城里赁窑的日子。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城里赁窑的那些日子,反倒成了我生命中抹不掉的温情记忆,别有一番独特的人生滋味。 李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