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我一共参加过三次高考，才勉强考取了个本科，虽然去了一所心仪的大学、读了一个喜欢的专业，心里总归还是有些阴影的。直到很久以后有消息说马云也考过三次，内心才平静了许多。
1978年高中毕业，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毫无悬念地落榜了。下半年，我顺利进入我们学校办的理科复习班，开始了新一年的痛苦复读。复读的人大多是农家子弟，那时大家就着干菜，吃着番薯、六谷饭，每天起早摸黑，拼命读书，人累得精瘦蜡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我们这个理科班是从邻近三四个公社高考落榜生中招来的，也有一些老三届的学生，年龄、成绩差异很大，我除了语文、数学保持较好名次外，其他没有任何优势。复习到了1979年春天，校长和一直把我当成儿子一样的班主任（她生了两个如花的女儿）找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学谈话，意思是我们三位理科肯定考不上，不如改考文科。
当时我们听得都快崩溃了，但是老师说的不无道理。1979年高考，我虽然又落榜了，但是，语文、数学成绩不错，地理居然也考及格了。那年高考时天气更热，考场在另一所学校，只带了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一张旧草席、一个塞满软稻草的枕头。因为没有蚊帐，整晚被满屋乱飞的蚊子叮咬得一点睡意也没有，考试前拼命喝浓茶也不管用，好几次都迷迷糊糊睡着了，监考老师很不情愿地一次次把我摇醒，一脸恨铁不成钢的神情。
1979年10月份，我去了那所被蚊子咬得抓狂的学校的文科班复习。那年冬天异常寒冷，比天气更冷的是我的心情。复习的日子异常清苦寂寞，无形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渐渐吃不消了，本来白白胖胖的我瘦得只剩50公斤，体质很差，经常拉肚子。
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右侧的脸部有些僵硬，面部神经绷得紧紧的，刷牙、喝水时，嘴角不自觉地哗哗流出水来，右边的嘴角总有一坨饭菜藏着掖着，眉毛却像僵蚕，一动也动不了。同学老师看到我“面目狰狞”，善意地提醒我到医院去看看。男生是没有小镜子的，只是觉得脸部神经东拉西扯，时不时有电流通过的感觉，麻麻的很不自在，不过我也不当一回事，慢慢干熬着。有内行人说我得的是“歪嘴风”，说是被吹了“毒风”。后来我才知道，“歪嘴风”书面语叫面瘫，其实是免疫功能下降了。
有天夜里，天寒地冻的，我肚子拉得更厉害了，一整夜披着舅舅送我的旧大衣，顶着刺骨的寒风一次次去厕所解手，蹲了半天只拉点泡沫样的污物出来，一回到寝室肚子又波涛汹涌。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10多次，整个肠子都要拉出来似的，头上又冒出许多冷汗来，人虚脱得软绵绵的，没有一丁点力气，仿佛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心里都会打个大大的寒战。
第二天，我只好请假回家了。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走，一路拉，每次事毕后，摘点大而厚的柴叶刮一下，屁眼火辣辣的痛，后来竟擦出丝丝鲜血来了。走在山路上，人像一个丢了魂的“游鬼”。
跌跌撞撞走了十多里山路总算回到了家，我整个人都瘫倒了。老爸赶忙把我拉到公社卫生院。拉肚子很快治好了，但面瘫不太好治。
得了病后我心里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这辈子可能连老婆都娶不到了，还要痴想做什么大学生？从此书也没有心思读了，跟着我妈东奔西走，病急乱投医，针灸、电疗、热敷、放血，断断续续治疗了好几个月。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病竟莫名其妙慢慢好起来了，人也一点点恢复了元气，我不知道到底是哪种治疗起了作用。我又默默地回到学校复习了。因休学几个月，我与其他同学的差距拉得更大了，我只好拖着羸弱的身体恶补历史、地理。那时，我住到了一个堂兄家一间放木料的空房里，周围空无一人。初中毕业的堂兄已接了其父的班在医院工作了，住在单位的时间多。我常常一个人，半夜三更把历史、地理书背得天昏地暗。好几个深夜，有人路过，听到动静，探头探脑地开门进来，还以为冷屋里住着个疯子。
夜自修结束后，学校很快要熄灯，住校的同学常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或在昏暗的路灯下眯着眼睛看书，有个同学因晚自习后长时间坐在厕所里看书，弄得精神严重衰弱，最后总算考上了却因身体原因被淘汰了。而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坐在明晃晃的电灯下复习，这是当年最大的幸福。
1980年的高考，我终于“范进中举”，上了本科线。那天，远在县城的舅舅第一时间得知我考上大学的喜讯后，立马打电话告诉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位老朋友，舅舅的朋友不敢怠慢，骑上自行车火急火燎地前来报喜。我们全家都以为听错了，我爸我妈更是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呆呆的只会说一句话：“会不会搞错？会不会搞错？”愣了半天才突然想起要好好烧碗“糖氽蛋”犒劳犒劳这个报喜人。 陈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