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摘要：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经济转型。本文主要以晚清民国高阳纺织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为例，寻找影响推动经济转型的内外因素，研究经济模式转型的表现，来对高阳纺织经济所取发展方式与活动形态做概括说明。为现代纺织业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纺织；商人：高阳；经济转型；制度；技术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内容
1.研究的背景
高阳，以位于高河之阳而得名，其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纺织文化是高阳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纺织业肇兴于明末，兴于晚清，盛于民国初年。在改革开放后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发展途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正在积极寻找转型的出路。
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高阳纺织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为例，寻找影响推动经济转型的内外因素，研究经济模式转型的表现，对高阳纺织经济所取发展方式与活动形态做概括说明，并用表格形式展现。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高阳区域纺织业发展的背景，第二部分介绍高阳纺织业的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第三部分是结论。
（二）选题的意义
通过研究高阳纺织业在历史上的近代化转型，即新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内容为现代高阳纺织业的转型提供借鉴。同时也通过再现以纺织业为例的高阳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人民群众的艰苦创新创业精神，弘扬高阳特色纺织文化，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原生不断的精神动力。
二、高阳纺织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背景
（一）大高阳纺织区域范围及其地形地势
高阳县位于冀中平原腹地，县治在现京广铁路以东约北纬38°41′25″东经115°46′22″。县界据旧直隶总督署不足30华里，距河北省会石家庄、首都北京、商埠天津均约350华里。其水路交通亦便利，距白洋淀水运枢纽同口镇只30华里，经此沿大通河水运直通天津。而所谓高阳纺织区域并不单指其一县，而是以高阳县为纺织与集散中心，以30至50华里为半径，囊括清苑、安新、任邱、蠡县等大部或部分区域盛时兼及河间，肃宁边境村镇的纺织工农业集聚区域。
引用吴知教授所绘该区域范围及地理形势图。
该区域典型的洪冲积平原地貌，地势低洼，河流交错，在九龙汇海的海河流域更古有“九汇县”之称，又因为河流流速平缓泥沙淤积严重形成大量“地上悬河”是著名的“十涝九旱”灾区。盐碱遍地，有“种一葫芦打一瓢，庄稼就像兔子毛”的谚语流传。地薄人稠，单种粮食难以生机，农民大多生活艰难。而且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 絮，虽曰南产，言其适用，则北方多寒，或茧纩不足而裘褐之费，此最省便”[①元，《王祯农书》卷21，《木棉序》]所以许多民众便靠种棉与纺线织布补贴家用。
吴知教授的调查报告写道：
「我们因调查织布家庭的便利，曾把所查三百五十七织布农家在二十一年所耕田地的种类，亩数作物，产量每亩净利等项附带调查一下，分析结果，以种植高梁的为最多，其次为谷子、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若依作物的面积而论，则高梁占37.99%，小麦占22.98%，谷子占18.25%，玉米占6.58%，棉花占5.75%，其他作物，大都不到全面积的百分之二。至所有各种作物的名目，面积，产量，平均奖每亩净利，种植家数及平均每家种植该种作物的亩数，详见下图[③高阳杂货秤每斤等于0.5614公斤，棉花（带籽）每斤26.4两，合0.9263公斤。高阳官斗每斗60.25管，合34.5公斤。]。依该表平均每亩出产净利，以菜园地为最多，计为$19.63，其次为梨树，计为$10.00，再次为山药计为$9.07，又次为花生，计为8.84，但菜园，梨树，山药，花生等作物面积及种植家数，均占最少数，并非该区内的重要作物。」
下图高阳织布区357织布农家耕地部分种类，亩数，产量及亩净利分析
综上所述可知受多方因素影响下高阳区域农民以棉花种植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原材料基础。一代又一代拥有丰富纺织品制造经验的家庭织工已经为今后的变化打好了基础。
（二）大高阳区域纺织业的最初发展
据高阳县志记载，高阳自古“民风淳朴，勤于耕织”[④张增德.高阳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明代初期棉花种植引进河北，朱元璋在平定北方的洪武元年 ( 1368年 )下令 ,凡农民田五至十亩者 ,栽木棉半亩 ,“十亩以上者倍之 ,其田多者率以是为差” ,不植棉 ,使出棉布一匹 ,有司亲临督劝 ,不如令者罚[⑤《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洪武元年六月乙卯]。封建社会劝课农桑敦民广植桑枣的传统政的政治风气也推动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
明邱浚在《大学衍义补》(成书于公元1487年)中描述其为“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矣”。由于其拥有“无采养之劳”等诸多优点，使棉花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很快超过丝麻等传统布料作物，逐渐取代了丝麻的地位，成为主要布料作物。根据《明会典•税粮》记载弘治十五（1502）年北直隶布使司纳棉情况：保定府9574斤，顺天府9436斤，顺德府5005斤，河间府4647斤，永平府345斤，正定府35033斤，大名府25125斤，广平府14584斤。全省总计缴纳103749斤。相当于山东的1.98倍，陕西的6.04倍，四川的7.42倍。而根据76年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记录全国征收棉布共达176万匹。较元朝至元二十六年仅10增加了近17倍，而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所征棉布即占全国的65．8％。当年全国共征收棉花75.4万斤，山河四省所占全国总量的85．9％。徐子先在《农政全书》中写道：“北花出畿辅”而高阳区域正处于该地区。由此可以得出可得明代保定区域高阳农户已经大规模种植棉花与织布。
甲申国变，明清鼎易，受战乱等多重因素影响，小农经济长期停滞但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直至清朝前夕直隶区域，根据黄可润《畿辅通志》中记载，棉花“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多地首多种麦，今则种棉花。”“保定正定多植之”等。周栻《南宫怀言》诗有：“花四处处千洼白，织火家家五夜红。”之句。正如直隶总督方观承在乾隆30年（1765）在帝南巡时所献的《御题棉花图》中写道：“冀赵深定等以之种棉户十有八九”“种棉之地约居十之二三。”而其所呈上的《棉花图》更是详细记录了清中叶高阳冀中一代从田间管理到纺线布染的情况和交易过程,如下图2-2-1所示。由此可见清中叶保定高阳区域小农植棉与纺染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尤其是积累的大量民间世代织工以及丰富纺织经验，为其实现近代化转型做了准备。“
图2-2-1 御题棉花图清石刻拓并图木刻印本
然而高阳棉纺业终究处于封建小农经济的大背景下,高阳仅仅是直隶省一个地狭人稠的三等县,在劳作方式上纺织也只是封建式的农业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生产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副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促农业供赋税,追求最大化利润与扩大在生产尚未出现。在纺织工具上主要使用土制织布机,纺车与棉花弓。土制织机使用的是纯木制的扔梭织布机和扽梭织布机，生产力较低。平均每人每天只能织一匹布，布匹的质量粗糙不匀长短宽窄不一。一般幅宽1尺2寸，每匹长24尺到五丈不等。品种为单一原色粗布，大部分供给家庭自用，有余时方才出售。又因为封建乡土社会封闭自己的特点，加之道路交通系统联系不便，底层商业活动范围往往仅局限于县乡范围内，各个经济区域的嵌套块内的交易中心联系微弱，难以大量规模的中远程贩卖。
（三）高阳棉纺织业的两次转型与探索
1.高阳棉纺织业向近代化过渡的初级阶段——商业资本的兴起(1905—1921)
尽管此前在清晚期高阳纺织业日益发展，如光绪中晚庆丰商号与蚨丰商号等布线庄相继产生。但若非有外因驱动，商业资本并不活跃，势力也不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极强的惰性与恢复性适应性下，仍难有根本性改观。光绪31年即公元1905年在高阳纺织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是高阳刑家南乡留祥佐村人王士颖字启予自天津购进日本产足踏机（俗称铁轮机），其生产效率远高于双手拉绳打梭制纬，并人工卷线制经的传统木制织机。每日可织布80至120尺，布幅宽度在2.7至3.5尺之间。可以配合洋纱制作宽面洋布。平均年盈利合算京钱200余吊。相当于雇农年工钱收入十倍以上。而自从纱布产销数量激增之后，商业资本才开始活跃，当地新设、转行或外地收布分号蓬勃兴起。第二是高阳纺织商家组织成立了高阳工商业联合会，且捐款创立了高阳县初等商业堂，后逐渐发展成为私立职业学校并添设高级小学，培养了难能可贵的纺织技术人才。由于注意到了新式织机的效率优势带来的高额利润，成立了纺织工业研究所，同时派人赴天津田村洋行学习新式织机制造技术，并请来技术人员进行仿制。形成了商业资本与新式技术之间的良性循环。商会与附属学校的设立意味着冀商资本势力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而且已经开始利用资本力量介入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环节来追求利润，为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资金技术人才的储备基础。为了求利，商民纷纷购买新式铁轮足踏机。而高阳棉纺织业也逐渐由农业手工业家庭式向近代化过渡。
农民因为旧日生产数量与利润有限，尚可以独立支持，但现在面临生产机器革新但新机昂贵（每副铁轮售价50元左右，对当时的农民是一笔巨大的资金）原材料需求倍增的局面难以应对，即便有富农可以支持，也无法找到下游销售市场。又因为纱布商人为了追求更大利润需要更多的新式织机与织工，但由于商业资本仍然相对弱小，无法开办大型工厂直接生产，委派订单但单个农户分散管理不易。加之封建经济势力依然庞大，自耕农尚有相对强大的势力且不愿意脱离土地。尽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逐渐向商人转移，但商人对生产与经营销售方式仍然受旧时代影响大，榨取工人剩余劳动力的剥削现象仍不明显。于是该阶段的纺织业出现了时代新旧交织时期的独特风貌。棉纺织业向初步近代化过渡的主要表现为：
一、中间人制度的兴起
中间人制度本质上体现了农民与商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最能体现出高阳棉纺织业由农业手工业家庭式向近代化工业的过渡。布商资本积累不足，没有兴办工厂直接进行生产的资本，委派订单但与农户关系不熟，单个农户分散管理与运纱收布不易。加之封建经济势力依然庞大，本地棉纱尚未完全被布商所掌握的洋纱占领市场，自耕农群体尚有相对强大的势力且不愿意脱离土地。于是农民与布商均需要一个中间媒介来沟通，中间商往往赊取布商原料分派于农户，农户织成，中间商收布后往往与商人纱布互易，减少了交易环节，提升了效率。据方显廷教授资料估计1915至1920年间年最高生产量达到十万捆或四十亿磅棉纱，可出布四百万匹[⑧方显廷. 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M].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5：页8]。但是货币交易的缺失也体现出了高阳纺织业发展过渡阶段的新旧交织的特性。下图（图2-3-1）反映了中间人制度下的高阳商人雇主制纺织经营模式。
图2-3-1 中间人制度下的高阳商人雇主制纺织经营模式
在封建小农经济时期，农民采棉纺纱织布后以独立的家庭工匠地位与商人进行贸易，而该阶段商人则通过商人控制着资金原材料与销售渠道的方式间接参与了生产环节。农民的生产活动直接面向市场甚至受到商业资本力量的控制。农民的生产活动失去了独立性，生产目的由自己向面向市场的转变，意味着农民与商人的关系逐渐由钱货交易或物物交易的平等关系演变为农民的生计依附于商人的关系。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的商人雇主制度，产业集聚程度低，经营交易流程简陋原始。这也是高阳纺织业近代化转型开始后出现的典型的新旧时代交织现象在人与人基本关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转变。
二、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⑦于包括高阳之河北省内据政府民十七年所搜集之统计证之，一百二十七县内竟有八十九县其织布工业，俱有相当之发展。然形成「高阳织布区」五县之士布出产，几占河北省土布总产量四分之一，即5.498.035匹,或占总额（23,981,805匹）23%。方显廷. 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M].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5：页10]
封建时期分散而互不统属的县乡布匹交易中心在逐渐引进日式铁轮足踏机后原料不足，高阳商人趁机推销洋纱试图通过寻找工价更低的最优区位，从附近吸收卖纱收布后行销外地。高阳因为产业基础较好的资金来源地地位，成为了成为了区域纺织业发展的增长极点。各个商号沿着紧邻交通线路的乡镇设立分号效纱收布。凭借原料资金和各地分号的联系，高阳逐渐变成了附近各个纺织区的原料集散地与产品销售中心，通过交通网、信息网、关系网，把附近各区域逐渐联系起来。高阳的资金技术优势向四周扩散，更加合理利用了附近个区域的生产要素。产业的集聚越发明显，初步形成了地区上下游梯度分工，紧密合作的近代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2.高阳纺织业的近代化（1921—1932）
高阳棉纺织业的发展受外因影响很大，初期快速的发展主要受到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影响，彼时国内棉纺织业仍未大规模发展，高阳铁机纺织开创华北风气之先，领跑优势超越国内同行。其次日本当时对华尚以输纱为主，加之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洋货风气高涨，设厂纺棉的资本输出较少。加之当时欧美列强胶着于欧陆战事，对华无暇顾及。清末新政的惠工恤商的政策与民国建立初鼓励发展实业的法令均扫除了部分政治上的束缚和障碍。使高阳纺织业不断发展创新，逐渐向近代化工业转型。
1921年之后高阳纺织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第一欧战终结，日本经济侵略逐步加深，洋纱洋布海量倾销中国，纱布价格暴跌，高阳棉布价格优势丧失；第二机器动力织机快速更新迭代畅行中国。高阳棉布质量数量优势丧失，受国内同行竞争压力增大；第三畿辅周遭局势动荡，内有直奉皖军阀混战，横征暴敛商路不稳。外有俄国内战，外蒙独立，热察羌帖落价。北方销路断绝，南方销路受到强大竞争。在内外交困下高阳纺织业开始第二次转型。
第二次近代化转型主要体现在纺织行业规模扩大，一家一户的纺织模式逐渐被家庭手工工场与织工厂替代，工厂与商号组织框架创新完善，商号转型为近代商业纺织企业。产业地域集聚更加明显，纺织技术的快速革新带来的生产力的提升，纺织深加工行业随之出现并蓬勃发展。
因为第二次转型是在高阳棉布受到市场排挤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布商们迫切需要解决份额被占领的问题。又因为机器动力织机价格昂贵技术复杂且有引进失败之鉴[⑧民国8-9年，高阳合记织布厂自天津购进中国孙仲卿仿造日本制火力织布机20架，花费3万银元，实织结果因机器仿造不良虽屡经改良，每日出布不足千尺。到2年后廉价卖出亏损过半。]，加之短期内纺织数量提升与成本下降有限，难以迅速与洋布数量价格抗衡-救局面。因此，高阳布商便把转变重心首先放在质量与技术革新上，并对产出的白布进行深加工转变布匹原料与成品。
第一是1921年之后高阳纺织布商多改用人造丝（麻丝）作为纺织原料。最初阶段尚不能造出纯人造丝布，以一般丝为经，以人造丝为纬。直至1926年天津纺织界发明了人造丝浆经法（浆麻法），提升了人造丝的韧性，纯以人造丝为经纬，质量可以比拟真丝制品。又因为首先在天津明生纺织厂制出，由庆华公司进行销售，于是命名为“明华葛”。不久高阳就获悉该消息，商户纷纷前往天津学习技术或购买能用来纺织明华葛的提花机。起初人造丝技术尚未完全扩散，销售利润极其丰厚[⑨根据吴知教授的调查结果，当年每浆麻丝一块（十磅），价格在三元左右，如果运销外地，每匹布甚至获利五六元。]。商民争购提花机，视其为发财法门。925到1929短短五年间提花织布机数量翻了两倍[⑩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25]。下图（图2-3-2）为1925至1929高阳织布机数量图。
1929年为高阳浆麻法织布最兴盛的一年。高阳一年消耗面共计8万捆或320万磅，以及人造丝2万箱，约合3万担或400万磅。[⑪方显廷. 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M]. 天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5：页10]每年出麻布数十近百万匹。而货物本身生产成本的提升也推动了生产组织的革新。首先麻布固然较棉布利润丰厚，但无论是新式人造丝或提花机价格均远超棉纱与平面机，必须由有一定资本的人或集体方可经营。其次人造丝麻销售受众更加高端，市场流行风气变化迅速。因此要求经营者必须消息渠道灵通，随时可以掌握城市流行风气变化。再次新提花机带来巨量产值的同时必须要有大量且稳定的销售渠道。个人小户纺织总量有限，除个别织户质量绝佳可能被小批量采购，绝大部分都是大批次的买卖。以上几点都是散户无法做到的，因此专门的工厂与公司便在市场需求下兴起。
表2-3-1 高阳织布机数量图
第二是棉纱纺布自从国外洋纱洋布加速倾销中国，兼之国内白布竞争愈发激烈后，中间人制度下的商人雇主制纺织经营模式收到了极大挑战。纱价暴跌，中间人与农民血本无归。商家大多停止赊纱，机工或失业另谋他路，或自织自卖甚至改回织原始土布。为了打开被挤占的棉布贸易市场，高阳布商开始了对棉布的深加工，延长棉布生产的产业链，增加市场附加值与竞争力，原色棉布染成诸多花色在对外出售。这更是极大打击了商人雇主制纺织经营模式的根基，由于要求印染，对布匹的质量要求上升，为保证利润，商人多采取直接监督或是委派专门精通纺织的机头监督棉布质量。而布匹种类的增加又使传统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被更加科学的货币交易取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形成的商人雇主制度或是改变运作模式用于染厂染线中。如纺织散户依据市价赊取色线，制成布匹交还工厂，但此数目较少已经不成主流。比较多的是商人将规格明细交给机头，命其监督各织户保证质量。或是直接被更先进的近代化工厂取代，而中间人制度更是渐趋消亡。下图（图2-3-3）下图为纺织商业运作模式图。可见经过两次的近代化转型，商人已经由封建时代的单纯中转交易扩大到了控制整个从原材料引进到生产销售的全过程。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类型的实业资本。
图2-3-2 高阳纺织商业运作模式图
第三是企业管理与融资方式的近代化。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近代工厂管理制度的引进，高阳纺织业从传统个人独资经营与封建东家西家管理制度逐渐发展出了近代合伙制与公司制等多种经营方式。虽然仍然存在企业组织不完善，管理负责人保留封建残余制度与名称等问题，但是主要的股份制、合同契约制、经理人制度均已经显着近代化。下图为近代高阳纺织业的合同格式示例图（图2-3-4）
图2-3-4 近代高阳纺织业的合同格式示例图
高阳纺织商人并未建立其一套完整的近代化金融体系，但是他们凭借手中的各种资源形成了一种中西结合行之有效的金融链条。高阳布商以手头资金为本金信用向外埠原料输出城市银号贷款，并让银号直接将所贷之款用于购买当地棉纱等原料，高阳商人再将原料用于本家纺织厂与染厂，最后商人售出布匹的钱用来偿还债务与进行下一次赊借。
闫朔闻（保定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