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我的故乡，在大兴安岭的主峰之一伊勒呼里山的正南面，在主峰大白山一千五百米海拔到一千一百米海拔的过渡带上。这里的山地、丘陵起伏，主峰常年积雪，在每年的五月开始融化，细细的雪水流下山岗，在山谷的草甸子上变成群星般的沼泽，到五月中旬，雪水的流量增大，沼泽里的水越集越多，平静地流过高低不平的塔头墩，形成千万条溪流，向山谷的低平处流去，再很快汇聚，渐渐成为一条大河。这条晶莹清澈的河，这条凉得彻骨的河，让两岸的草丛、森林吸纳无尽的营养。当年河岸上的菅草，多高及人肩，开白花的狼毒草，长得亭亭玉立，叶子像翠绿的长裙，花朵像俄罗斯姑娘。
这里的柳树又粗又高，山丁树、稠李树又绿又壮，还有老鸹眼树，一到夏秋，果实满枝，红的、白的、紫的、绿的，甚至于红白相间，沉甸甸、热闹闹。这丰美的河岸，自然引来了鹿和鸟来觅食，动物们又引来了常年在山里打猎的鄂伦春人，他们管这条水量丰沛、给自己运来丰硕食物的生命之河叫甘河。
1952年起，开始建设大岭各段铁路，连接齐齐哈尔、牙克石等城市。铁路两侧的小站纷纷建起，一色的红砖房、白站牌、黑字站名。我的家乡甘河镇也设了站。一夜间，铁路两侧涌来了许多开山的、伐木的、筑路的人，这是甘河两岸千百年来，除鄂伦春人外，首批来这里定居安家的人，他们就是新中国第一批伐木人。
1959年，这里又来了第二批居民，他们是抗美援朝回国的转业兵，此前他们是在黑龙江开发北大荒的“农垦兵”，后又随着祖国一声召唤，来到大兴安岭林区开山筑路。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大兴安岭还迎来了首批毕业分来的大中专生，他们多在大岭中心城市牙克石、加格达奇两个省管的林业管理部门落了脚。
甘河南岸是一片东西狭长的河谷盆地，往南是渐次飙升的山地，林海深深，松林、桦林、柞林，漫山遍野，一望无际。
我记事已是三四岁了，那时甘河的居民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独门单院的坐地户，他们多以采野果、山货为副业，种土豆、卜留克、大白菜和小麦来维持生存，一口山东方言，骨子里勤劳、友善。
另一部分人，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涌进大兴安岭的开山人、伐木人、筑路人、建设者，这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母亲等大批的新大岭人，随着他们进山进岭，这条古老的山脉，便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这是属于大岭人自己的时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甘河小镇地下水极其丰富，每家室内的储菜地窖不足两米深，开春时节地窖下涌上的水，离地表就一米左右。
因为家家都有地窖，如果赶上旺水年的春季，地下水上涌，就会带来不小的麻烦。老张家人口多，冬储菜就得多，地窖就得大，张家把大屋临炕的地面之下，全挖成了地窖，却没用砖或圆木把窖壁加固。开春，地窖里起支撑作用的土豆吃没了，地下水悄无声息地慢慢渗出，一天夜里，泡塌了地窖，老张家险些睡梦中见了“龙王”。
把小镇分为南北两部分的是1965年建成的伊加铁路。这条铁路的南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南面是先来的居民，他们多独门独户，似乎向后来人宣告一个铁的事实，他们才是这里最早的主人。这些鲁冀来的最早移民，至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两代人，他们的生活悠然、平静。木障子圈围的小院子里，若有一老翁挥镐种地，必有一两孩童跟着点种子；若有一老妇夏日在自家院内收获菜畦子的小白菜，必有一两男孩女孩绕于膝前。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家的男女主人，只有到了傍晚才能看到，因为一整天他们都在山里打猎或采摘野菜野果。趁着暖和时节，他们要把全家一年所需的钱挣到手，不然寒冷少粮的冬天是无法扛过去的。
铁道南的农人家极少与铁道北的新居民联系。铁道北的人家是挣工资的。路南人吃水多是自家院子里挖的土井，井深两米多，用扁担钩吊着一个铁水桶放入井中，即可打上一桶清凉的地下水。
有的人家没有土井，就挑着一双铁皮水桶，到二三百米远的甘河，打大河的水喝，这是极其平常的事。
路北人家则是“群居供水”，在这一栋栋排列的住宅区域，平均每二十户就有一个公用的四方形防冻水房子，围着一架站立的铸铁压井。当年，这种井几乎遍布林区的各个小镇，那“噗嗤噗嗤”的抽水声，在小镇回荡了至少三十年。2007年，我回到甘河时，见87岁的于大爷家仍在使用这种压井。
河北岸，跨过百米宽的灌木丛，沿着河谷陡然挺起一座山，挡住了来自大兴安岭西北坡的劲风和寒冷气流，让小镇所在的河谷盆地保持着持久的湿润度。从每年9月底飘来雪花，到来年4月山里的冰雪融化，这大半年，土地基本处于冬眠状态。春季醒来的山野土地，总是喧腾腾的，一脚踩上去，会留下深深的足印。
12岁那年，我离开故乡时，脚印深深浅浅，头脑懵懵懂懂。30多年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个深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小镇，就是我的根，我的魂……（陈晓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