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每逢端午节，慈母惯常地清早起床，开水烫面、劲道揉面，然后，燃起院中过节时炉火，放大锅、倒入油、做着面片、包上菜角、炸上油条、糖糕等。我们几个馋猫高兴得手舞足蹈。
彼时的我，端着碗、碗里放着菜角、口中吃着油条，洋洋自得地与小朋友分享着舌尖上的美味。
母亲不仅烹调是“行家里手”，剪纸、针线活也很擅长。端午前夕，便把给我们姊妹四人做香囊的小小红色布料、剪好的小福字、使用的大小针、五色线等一一备好，急切等待端午那天现场“答题”，拿出“最佳成绩”展现在子女面前。母亲手工缝好的红色小香囊，系上红线，依次挂在我们的脖子上，寓意是“祝福子女一生平安”。
1974年7月6日，时年7岁的我，端午节过完不久，嗓子内突兀长出一个大疙瘩，当时闷得我喘不过气儿，无法言语，我匆忙走到母亲跟前，张着口、指着咽喉、摇着头。弦外之音告知母亲，我已无法说话。正在后院做针线活的母亲，被这情景搞得不知所措，只是抱着我啼哭。邻居听到母亲哭声，看我情况危急，急忙建议母亲快速去找邻居一位60余岁的大娘看看。那时，父亲在单位上班，又无电话手机可言，母亲只有吃力地抱着我含泪去找大娘治疗。大娘看见我面部紫青、张着嘴巴、呼吸短促，尽管内心胜算不大，但仍安抚母亲：“别哭，小病，一会儿就会好的。”说话间，她让母亲抱住我的头部、让其家人抱着我的双腿，然后，大娘拿着做针线活儿的大针，用力向我嗓子里的那个疙瘩狠狠扎去。平时很有准头的大娘这次却诡异地偏离主要部位，痛得我“啊”的一声大叫。这时，我面部红得更厉害了，呼吸也更困难了。大娘严肃地说：“你们俩重新给我抱好，让我再扎一次就好了。”母亲把我紧紧楼到怀里，用手上下扒着我的嘴，然后，大娘戴上老花镜，朝着那个疙瘩再度急速扎去。顿时，奇迹出现了。疙瘩瞬间流血化解，“哇”地一声哭出声后，大娘微笑着说：“这下疙瘩捅破了，没事了。”母亲含泪微笑着。那年月，农村孩子就是皮实，像这样没有任何消毒设施的“外科手术”居然敢做。然而，如果当时那个大娘怕承担责任不肯出手，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们这一带农村无艾叶、无糯米。儿时，每到端午，母亲总会笑眯眯地说：“把米饭当粽子好，省得找艾叶、借糯米、缠白线、细做工。”快中午时，忙着烹炸的母亲，抬头看看太阳，起身到院里换上锅、添入水、淘净米，开始做米饭。
父亲烧着炉灶，寻着木材，看着火候。母亲估摸大米饭快做好时，让父亲少添些柴草。在掀开蒸笼的刹那，浓郁的米香弥漫端午。此时的我，有些迫不及待。
父亲目睹我紧盯锅中的米饭，微笑着用勺子给我盛到碗中。幼时的我，顾不上米饭的灼热，拿起筷子就吃，却被烫得呲牙咧嘴。母亲急忙用手接着让我吐到其手中，心疼不已。
现在想来，食用油腻滚烫的食品，可能和我那次嗓子闹病有因果关系，但是，那个年代，这就是最“滚烫”的爱。（雷宏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