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之泥河湾遗址群考古（一）
远古回响
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视觉中国供图
千古文明开涿鹿，中华文明五千年。
在中华大地，有众多的远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考古遗址被发现。其中，地处冀西北山地的泥河湾最为引人注目，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祖先繁衍生息，创新发展的恢宏历程，堪称中华民族文化根系之一。自上世纪始，这里就被称为“东方人类的故乡”和“东方的奥杜威峡谷”。在漫长的200多万年历史进程中，我们的先人以聪明智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书写出一部中华民族宏伟史诗，构筑起以自强不息、不畏艰险、拼搏创新、持续发展等为精髓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泥河湾遗址发现的动物足迹坑。 谢飞供图
一、人类故乡
和东非裂谷一样，泥河湾裂谷系也是地球上的一条巨大伤疤，那就是传统上地质学界所命名的汾渭地堑。泥河湾裂谷是华北地块上规模巨大的张裂性沉降地带，自西南而东北蜿蜒展布，西南起始于陕西西安所在的渭河盆地，向北经山西运城、侯马、临汾、太原、忻州、原平，甩尾向北向东，进入泥河湾盆地。广义的泥河湾盆地自西而东包括山西大同，河北阳原、蔚县、涿鹿、怀来和北京延庆盆地，而狭义的泥河湾盆地仅指阳原盆地。
从地史时期距今一亿多年前的中生代开始，这一地区的地壳运动活跃，断裂沉降加剧，形成了一个个断陷盆地，并接受了中生代的堆积。新生代以降，特别是进入被俗称为人生代的第四纪时期，泥河湾裂谷的地壳运动更加剧烈。其中，以泥河湾盆地最为典型，主要表现为断陷沉降速度加快，山高水深，演变为一个个广袤的湖泊。这时形成的大同湖、阳原湖、蔚县湖、涿鹿湖、怀来湖和延庆湖，被统称为泥河湾湖。
第四纪时期是远古人类重要的繁衍演化阶段，由于气候变化，水量增加，泥河湾湖湖水荡漾，碧波万里，湖泊及其周围成为植物的天堂，动物的乐园，古人类生存的伊甸园。
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后的一天，在今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附近的马圈沟，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原始人类在这里出现了。一群草原猛犸象或为青睐这里鲜嫩的水草，或因在这里饮水解渴，纷纷步入沼泽，尽情享受丰盛大餐。不巧的是，其中一头年老体衰的大象深陷于泥沼动弹不得。象群离开了，它却还躺在泥泞中挣扎。
恰巧，这一情景被不远处活动的一个小小的古人类群体捕捉到。他们知道，这头大象会给他们提供很长时间的美餐。机不可失，他们搬起石头，挥舞木棒，冲向沼泽，棒打石砸，终结了大象的生命。这群人类已经具有了较为发达的大脑，还能直立行走，并较为熟练地掌握了加工制作石工具技术。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石锤灵巧地击打石块，剥下边缘锋利的石片，有的石片经简单修理，制成刮削器等石工具。一通紧张劳作之后，一顿盛宴开始了。他们用锋利的石片或石器豁开大象厚厚的皮层，吸血割肉，享受一顿难得一遇的饱餐后，为躲避凶猛的肉食动物，迅速隐蔽于附近的山林中。
享受这顿象肉美餐的不光是人类，还有不少其他食肉动物，如鬣狗。当人群离开这里不久，鬣狗闻讯赶来。于是，在机智的人类和凶猛的鬣狗之间展开了食物争夺大战，直至敲骨吸髓，资源耗尽。
古人类和鬣狗等在马圈沟餐食草原猛犸象的故事终结了。幸运的是，这场餐食活动的遗迹和遗物被掩埋在地层中，形成考古学上的文化层，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时至今日又被考古学家们发现、发掘。这次发现获得的考古证据包括：鬣狗和人类吃剩的草原猛犸象破碎的骨骼多属于一个个体；其上保存有古人类割肉取食、敲骨吸髓等石工具留下的刮削、砍砸痕迹；散布的石制品断面新鲜，很多可以拼合成较大的石块，表明它们是被人类搬运至此的，并在现场生产石片，加工修理成石器；鬣狗粪化石证明鬣狗参与了餐食活动；地层黑灰系沼泽淤泥堆积，地层内发现的草叶、腐殖质、菱角、平卷螺等化石，指向这里是浅水沼泽环境。
这是泥河湾出现人类最早的记录。尽管马圈沟遗址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但他们留下的石制品却能证明古人类的真实存在。根据古地磁年代数据和生物地层学年代综合分析，可以判定这里最早的人类出现在距今200万年前后。也就是说，在距今200万年前后，人类已经占据了泥河湾。远古人类姗姗到来。
二、文明火花
古人类在泥河湾出现后，一步一步构筑起可歌可泣的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他们祖祖辈辈要在适应大自然、征服大自然的抗争中积蓄经验和智慧，开辟历史，创造文化，最终点燃人类文明的火花。
在距今200万年前后，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的这一人类群体并没有停歇。在之后的100万年期间，即早更新世末期之前，仍围绕在大田洼台地马圈沟一带的湖滨顽强地生活、繁衍。在这一段时间里，人群变多了，活动的范围扩大了。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留下的考古遗址明显增加，仅马圈沟遗址就有7个文化层，古地磁年代数据依次为：第七文化层距今176万年、第六文化层距今175万年、第五文化层距今174万年、第四文化层距今169万年、第三文化层距今166万年、第二文化层距今164万年、第一文化层距今155万年。
此外，这里还有最早发现、激励考古学家到早更新世寻找旧石器文化遗存，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的小长梁遗址（距今136万年）；石制品最为丰富，加工修理技术最为高超，石器类型最为复杂多样，器型最为稳定的东谷坨遗址（距今110万年）；为中国学者了解世界，世界学者了解泥河湾，在上世纪90年代中美合作第一次发掘研究的飞梁遗址（距今120万年）；石制品拼合率最高，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岑家湾遗址（距今110万年）等。
在这一系列文化遗存中，能够反映人类本身及其文化发展进步的依据，主要取决于对古人类的生产方式、食物结构及加工制造石器技术的综合分析。对东谷坨遗址文化遗物的比较研究，可窥知自距今200万年开始，至距今100万年之间，泥河湾的古人类在100万年漫长的抗争中，是如何创新、进步并塑造自身的。在东谷坨遗址中，文化层堆积很厚，石制品和动物化石非常丰富，说明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很长。动物化石非常破碎，动物种类很多，有大型动物象类、犀牛，有中型动物马和牛，还有鹿、兔、鼠等小型动物，说明这时的人们餐食肉食的机会更多，肉食的种类更丰富。
石制品的生产是衡量当时人类能力和智慧的试金石，也是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唯一体现，主要表现在对石料的认知、选择和石器加工制造的水平上。与时隔近百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比较，东谷坨遗址的石料种类多了，特别是更加适于加工石器的石料明显增加，说明人类对加工石器原材料的认识和选择能力明显增强，打片的效率显著提高。单刃、双刃和多刃等利器的使用功能更为复杂，这些归功于人类生产力的创新和提高。
历经100万年，远古人类在抗争大自然征程中勇往直前，不断推陈出新，为创建人类文明积蓄力量，积累智慧。
三、周口店之光
历经百万年锤炼之后，泥河湾进入了第四纪的中更新世，也就是距今100万年至20万年时空框架。由于体质的增强，经验和智慧的积蓄，生产力的提升，繁殖能力提高，导致人口增加，人类群体分化，马圈沟一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必须探索新的生活领域。因此，这一阶段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类及其文化的迁徙和传播。他们突破小泥河湾（阳原盆地）的生存地点，开辟新天地，迈进大泥河湾（即大同盆地、蔚县盆地、怀来盆地）。他们还独辟蹊径，顺桑干河、永定河而下，来到面对开阔北京平原的太行山东麓的周口店，寻找洞穴，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生活。
在距今约50万年至20万年期间，从泥河湾而来的古人类占据了周口店洞穴定居下来，书写了北京猿人的辉煌篇章。面对新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泥河湾带来的文化已经不能满足眼前生活，不得不进行别开生面的创新。加工石制品的石料变了，以往得心应手的燧石石材少了，所面对的大多为脉石英。无奈，他们只能改变石器的加工方式，以砸击法取代惯用的锤击法，以获取石片，并逐步提高对脉石英石材的加工技术；以往在湖滨采集狩猎，现在需在河岸采集狩猎；以往进食在旷野随地进行，现在还需将采集狩猎战利品带回洞穴享用。在实践中，他们发现烤熟的肉类更加美味可口，慢慢掌握了烧烤肉食的技术。
对于北京猿人来龙去脉的追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国古人类学的重要创始人裴文中和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极度重视，泥河湾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们的视野。伴随泥河湾旧石器考古不断的新发现，北京猿人的祖籍最终定格于泥河湾。因为，他们之间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而晚更新世的考古发现更能阐明这一问题。
晚更新世的到来，泥河湾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原本广袤的泥河湾湖逐渐消亡，人们不得不适应面向河流的生态环境。大约在距今20万年至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早中期，泥河湾的人口剧增，原始人群比比皆是，几乎占据了大泥河湾地域的河流两岸和边边角角。因此，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遍布，数量可观。其中，在泥河湾发现的侯家窑遗址、板井子遗址、新庙庄遗址和西白马营遗址最具代表性。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石制品打片和加工技术产生飞跃，人们能够有目的、有计划、能控制地从石核上剥取石片，修理成精致而得心应手的各式工具。
距今10多万年前的侯家窑遗址，不仅出土了大批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还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许家窑人的遗骸。在石制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批大小不等，加工精湛的石球的出土。大的石球如同铅球，可以投掷，小的石球可以绑上绳索或皮条，作飞索石使用，这些无疑是上好的狩猎工具。经过对出土动物化石的鉴定，野马骨骼的数量最多，它们应该是当时人们捕猎的主要对象。据此，贾兰坡先生将这里发现的古人类形象地称为“猎马人”。
在距今7万至8万年前的板井子遗址和距今5万年前的西白马营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加工技艺更为精湛，器形更为美观精致。这一时期石器的加工技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这些遗址中，尽管专门用于狩猎的石球消失了，古人类狩猎专门化的倾向却一直延续下来。例如，西白马营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以野牛数量最大，可以确定，野牛是人们围猎的主要对象，可以称他们为“猎牛人”。
这一时期泥河湾发现的考古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大都与北京猿人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贾兰坡先生在研究泥河湾的峙峪遗址时，率先提出在华北地区存在的小石器文化传统，起自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终止于泥河湾的峙峪遗址。这是第一次将北京人文化与泥河湾旧石器文化联系起来。当侯家窑遗址被发现后，贾兰坡先生又将侯家窑的石器文化称为“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如此，在考古学文化上，便建立起泥河湾与北京人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是远亲近邻。
人类文化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提高，狩猎的专门化等一系列创新发展，为更加文明进步的到来积蓄了雄厚的力量，人类文明即将启程。
四、文明摇篮
时光进入第四纪晚更新世晚期，大约距今3万至1万年期间，泥河湾人类活动的繁荣景象更加欣欣向荣。此时此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出现，陶业、农业、畜牧业将喷薄而出，人类将冲破旧石器时代，步入崭新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将从这里起步。
在泥河湾的油房遗址，最先出现了细石器工艺技术，典型的石制品有各式细石核、细石叶和细石器工具组合，诸如琢背刀、雕刻器、圆头刮削器等。这是人类开天辟地以来，在泥河湾出现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起步，具有非凡的意义。
细石器工艺技术的出现，一举打破了已经沿用200万年来，古人类直接使用石器的常规，人类开始使用间接法剥片和软锤技术，从预制好的细石核上剥取细石叶，再把细石叶整齐掰断，镶嵌在骨制或木制柄上，制成复合工具石刀、石镰或石矛，用于狩猎或收割。同时，他们开始用软锤加工修理石器，使其不仅精致美观，而且刃口更加平齐，刃缘更加锋利耐用。
新技术革命出现以后，还极大地促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本身的发展、改进速度。在较短的时期内，这种新兴工艺便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楔形石核、锥形石核、船形石核技术应运而生。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于家沟、马鞍山、籍箕滩遗址时期，这种新技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石器加工技术的革命，有效提高了生产力，这一时期人类食物充足，人口增加，迁徙加快。很快，这里的人类携带新技术，一支沿太行山西麓向南，再转向东传播，直至苏北鲁南地区；另一支沿燕山南麓向东传播，从而形成一环华北平原的马蹄形分布带。
在泥河湾一带，这一技术革命直接参与了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和变革，促使这里的制陶业很快出现，农业和畜牧业开始萌芽，迎接人类另一个新时代，即新石器时代的到来。这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之前，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中华民族历史基本框架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四大阶段。其中，第一大阶段使用的考古佐证资料就是泥河湾东谷坨遗址；第二大阶段使用的是泥河湾虎头梁遗址，即于家沟和马鞍山遗址的资料；第三大阶段也把蔚县、涿鹿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如此可见，自200万年以来，远古人类在泥河湾创立的古文化，对中华民族历史框架的构筑是何等的重要。正是泥河湾200万年来的文化积累，才催生了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在泥河湾，即古涿鹿的形成。
作为“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自古人类诞生以来，一直以勇往直前的精神，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开凿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长河，勾绘出一幅幅中华民族奋力向前的画卷，最终塑造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谢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