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走进兴业路76号那座小楼。这是一座被称作“石库门”式样的建筑,二层小楼,坐北朝南。青红砖交错垒砌的外墙面上,镶嵌着白色的线。挂着铜环的黑漆大门,围在米黄色石条做成的门框内。门楣是矾红色的雕花,门楣的上方装饰着拱形堆塑花饰。这种石库门建筑,是晚清时期上海租界区住宅的流行式样,简单结实,素朴无华。无论是在灯红酒绿的当年,还是在繁华喧嚣的当下,这都是一处极不惹眼的所在。然而,百年前那次只有十几个人的风云际会,却让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洋楼,有了一种圣殿般的气场与威严。伫立楼前,手抚着历经岁月雕刻的墙壁和紧紧关闭着的黑色门板,像是在抚摸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那皱褶纵横的脸。
绕过正门,从侧门走进去,是一个十分狭小的院落。一楼进去,是个厨房,似是当年的一些锅碗瓢盆炉灶炊具,默默地向游人诉说着百年前的往事。从厨房一侧沿着窄窄的楼梯拾级而上,霍然入目的,便是那个早已在许多影视作品中见过无数次的会场。当时这大概是主人的客厅。客厅中间,两排圆形的木凳子,环绕着一张长方形桌。桌上摆放着笔筒、茶杯、茶壶与烟灰缸,岁月的风尘,为这些物品蒙上了些许庄严与肃穆。
蓦地,餐桌上的两盒火柴跳入眼帘。是那种长杆的火柴,盒子已经很陈旧了。陈旧的火柴盒分别竖放在两个小小的盒架上,整整齐齐的火柴半遮半掩地从盒子里露出来,暗蓝色的火柴头静穆地迎着来来往往的游人,直看得人怦然心动。
“不许摸。”回头见门口坐了一位老人,一脸肃然。
这火柴可是中共一大时的实物?老人点点头。俯身盯住那两盒被岁月浸染得失去了光彩的火柴。当初,那个来自湖南山村的28岁青年,就是用这盒火柴点燃他手上的纸烟么?192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房间里的十余张朝气蓬勃青春焕发的脸,是怎样被压抑着的嗓音和压抑不住的激动与兴奋燃烧着。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表着意见,十余双眼睛一再闪烁出热切、坚毅和自信的光芒。世界上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和具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在这里相逢了。作用反作用的磨刀石,由此砥砺出中华民族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
出席中共一大的这些年轻人,哪一个不是热血奔涌。来自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原名王瑞俊,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后他赋诗言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尽美”,发誓要通过奋斗求得世界的尽善尽美。尽管后来这十余位代表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坚定地走下去了,有的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也有人改变了初衷,甚至踏上了完全相悖的方向。但是,1921年7月聚首的这些年轻人,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最具有科学头脑的先进群体的代表。
怀着崇高的敬意,瞻仰了他们的黑白照片,我突然觉得,这间客厅、这座小楼,不就是一盒火柴吗?十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五十余名共产党人,就是火柴与火种啊。他们从这座小楼走来,挟着时代的风雨雷电呼啸而去,不久便在华夏大地燃起燎原烈火。这火焰借风势,从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一路燃到北京,燃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也许正是受了这两盒火柴的启迪,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便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
在陈列馆的橱窗里,见到了《新青年》《湘江评论》《共产党》等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创办的一些刊物原件。《新青年》《共产党》创刊于上海,《新青年》后来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约迁到北京,融入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些刊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武装群众的最早一批火种。透过这发黄的纸页,我看到穿一条大布衫、戴一副黑框眼镜、留一抹浓密胡须的北方农民的儿子李大钊,是怎样与满腹经纶的江淮才子陈独秀一拍即合。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吹起新文化号角,在坚冰封锁下的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的狂飚。
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一起发力,筹备成立共产主义组织。1920年3月,李大钊率先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两个月之后,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和李大钊,一南一北,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火种传播到大江南北,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一段千古佳话。(梁陆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