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我家屋前的一棵柿树开花结果。整整一个夏天,我和九岁的姐姐、四岁的弟弟每天都要绕柿树转几圈。那20多枚果子被数了一遍又一遍。姐弟仨盼着柿子早点长熟,好一饱口福。秋天到了,眼见柿子由黄变红,渐渐熟了,我们嚷嚷着要吃。母亲经不住央求,狠狠心摘下三个早熟的。看我们狼吞虎咽吃完,母亲把我们聚拢身边,反复嘱咐,不能再吃了,要拿到街上卖,好换点油盐钱。我们姐弟仨懂事地点头。
几天后的清晨,父亲搬张凳子,小心谨慎地摘下所有柿子,摆放在一只竹篮里。再用一块黑布围裙盖着,绑在自行车后座。我斜坐车杠,随父亲上了街。小镇的早市,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人群中的一小块落脚处,成了我们的摊位。父亲在地上摊开围裙,边摆柿子边叮嘱我:“若有人问,大的8分钱一个,小的6分钱一个,决不还价!”近半小时过去了,见无人问津,父亲嘱我守好摊位,他四处转转。父亲刚走,有一中年男子在摊前蹲下身来,问柿子怎么卖。我照父亲叮嘱的说了。“我要小的!”中年男子很爽快,边说边挑起了柿子,净拣大的往布兜里装。“叔,这不是小的!不是小的!……”我用力拉他的手,试着阻拦,可哪里拦得住?急得差点哭出来。男子挑完10个,扔下6毛钱,转身消失在人群中。父亲回来,见柿子少了一半,问我咋回事?我一五一十说给他听。“嗨!”父亲听完,叹口气,怪我没出息。我咬着牙,竭力不让委屈的眼泪掉下来。
卖完柿子回家,母亲数了数父亲递上的钞票,见只有一块几毛钱,把父亲好生数落了一番。姐姐和弟弟见柿子都卖光了,一个不剩,很是失落。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练摊的经历,像柿树一样长在了心里。
大一升大二那年暑假,因父亲外出打工,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母亲责成我把近两亩地的毛豆上街卖了,否则便没有学费。由此,又开启了我一段充满挑战和艰辛的练摊生涯。每天下午,我冒着烈日酷暑,到地里把青色的豆树拔了挑回家,然后捋下一个个豆荚。忙到晚上,装满三只蛇皮袋,总重约180斤,在自行车后座上绑好。第二天凌晨4点载毛豆出门。到县城的西菜场约6点,正好赶上早市。
在自产自销处找一空地,把毛豆倒出来,像小山似的堆在一块塑料布上。取出秤杆、秤砣、一只小篮,便开始叫卖。每斤开价两毛,最低以一毛八的价钱成交。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见我这样一个白面书生,抹开面子练摊,觉着好奇,驻足与我攀谈。当知晓我大学生的身份后,赞叹不已。再加上她是落户本地的上海知青,因而觉得分外亲切。不但买了我三斤毛豆,还站在摊前,竭力帮着吆喝,引来抢购。一个早市下来,近180斤毛豆一售而空。
如此练摊的日子,大约持续了半个多月,到毛豆有些老了才终止。中间有好几次没卖完,又不可能再运回家,便把卖剩的毛豆低价批发给在早市收摊时捡漏的商贩。好在师范生有生活补贴,又体谅家里困难,总共460多元卖毛豆款,我全部交给了母亲。在开学返校时仅带走一百元作零花钱。
大二那年,我与班上一位河南同学合伙,向老师、同学借了两百元作为本钱,到常熟服装城批发了四大编织袋的夏装,在学校食堂前摆起了地摊。后来,有了其他赚钱门路,做家教、课余打工,既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又让我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练摊,让我明白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平添了奋斗的动力。 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