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在我刚刚记事的小小年纪时，家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我们一家六口住着一座老房子。在那几间老土屋里，有我幸福的诞生，有我快乐的童年，有我儿时家庭贫穷的印证，更有那个社会阶段的时代烙印。当然，这样的老土屋，在那时的村里极为普遍，比比皆是。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建造的三间“大北房”，纯粹的“泥土”结构，当然比茅草屋要高一个档次。就是由黄泥土和上麦秸，用大板子打起四壁，架上几根并不粗壮的房梁，那时叫“檩条”。房梁间用一些粗细不一、歪歪扭扭的木棍子搭成格，也叫做“椽子”，然后铺上一层麦秸，再糊上一层厚厚的泥巴，就成了我们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房产”，为我们遮风挡雨几十年。
当然，地面也是土的，是纯天然的土地。因为那时我们家很穷，穷得得差点就“家徒四壁”。地上坑坑洼洼，但经常被母亲扫得很干净，干净得只剩下土。正如墨勒阿格所说：“大地，你是万物之母。”是她孕育了一切生命。
正间摆放着一张摇摇欲坠的四脚方桌，桌上桌下经常放着一些父亲干活的工具。只有过年时，才会被清理干净，在正上方的墙上挂上写有祖宗名讳的“族谱”，桌子上摆上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香炉和贡品。一边一把黑色的大椅子，在我的记忆里还挺新的，只不过那是只有大人才能坐的，小孩子只能在大人不在家时，偷偷地上去坐一会儿，貌似还挺宽敞、挺舒服的。
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一口水缸，一个灶台。灶台当然也是泥做的。每到做饭时，灶台的柴火孔里就冒出浓烈的黑烟，连带着锅沿一圈、四周的缝隙，包括里屋那拐角大炕的每一个缝隙，都会飘出缕缕炊烟，熏黑了屋里的每一件物品，呛跑了屋里的每一个人。
里屋是占了房间四分之三的拐角大土炕，听母亲说，只有最小的我一个人，是出生在这个幸福的大土炕上的，这里是我生命的起点。而三个哥哥，却都没有这个福分，都是出生在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婶婶家的、四处漏风的偏房里，冬天寒冷，夏天酷热，也不知道父亲母亲和哥哥们受了多少苦，怎么捱过来的。
老房子的土炕那屋朝南的墙上，有个唯一的小小窗户，四四方方的，镶着木质的花楞，上面从未有过洁白的窗户纸。都是糊着一些报纸或捡来的挂历纸，经常花花绿绿的，补丁罗补丁，让本来就被熏黑的屋子里更黑了。最黑的，当属土炕拐角的墙壁上掏出的那个方洞，因为那时放煤油灯的灯台。父亲节省，根本不舍得买煤油，里面灌的是柴油，灯捻上的灯头不大，灯光不亮，黑烟却是升腾袅袅，绕梁圈圈地熏黑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最东边是一间小小的偏房，我们叫做“耳屋”，放着一些杂物。印象最深的，当属父亲的“书架”。说是书架，其实就是用几块破旧不堪的半头砖，架起三块同样破旧不堪的木头板。但上面那些足有上百本的旧书，却是父亲钟爱之物，有薄的，有厚的，带着硬皮的，有的根本就是用草纸手写的，多数都是线装的，全都旧得发黄，根本没有一本是纯白色的，每一本我都看不懂，只有父亲将之视若珍宝。
后来，哥哥们都长大了，家里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又在老屋的旁边盖了一座外面一层砖，里面是土坯的房子，全家兴高采烈地搬进了新房子。那几间老屋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不再住人了，只存放一些农具，圈养一些牲口和家鸡。
而浑身是土的老屋，却顽强地存在着，就像那个年代不屈不挠奋斗的人们一样，与贫穷搏斗着。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屹立不倒。
父亲因一场大病，离开了他守候了半辈子的老屋，到城里去治病。不成想，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临终前治病的半年多时间里，念叨最多，最想回的，就是他这“金窝银窝”都比不上的，自己的“土窝”。那几间老房子，仍旧带着满目疮痍，顽强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它的主人。直到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又等了几年。
几年后的一个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把原本就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变成了一大堆泥巴。雨过天晴去看时，只有几根房梁仍旧倔强地矗立着。像极了我那性情强硬、刚直不阿的父亲，绝不向贫穷和命运低头。
那一大堆泥巴下面，有那几间老屋承载一家人生活近半个世纪的使命，有父亲那一代人穷苦和坎坷的一生。还有那些同样已经变成泥巴的老书，他们共同养育和培育了我们，托举出新时代的一串串希望之花。
如今，美丽乡村建设让这些希望之花鲜艳地盛开了。再回家乡时，原本很多农家土屋的原址上，盖起了一座座流光溢彩、窗明几净的新瓦房，更有几栋小二层楼点缀其间，家家门口的空闲处，还种上了花圃，盛开着红白黄色的小花。村中心的小广场上，每天都很热闹，晚上也跳起了广场舞，白天总有些老人坐在那里，三五成群地唠着嗑，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我想，可能他们也会回忆他们的老土屋吧！
北戴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