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沟壑纵深莽莽苍苍的陕北高原,一直在民间流传有这样一种说法:男人一生有三大事业,生儿子、盖房子、娶媳妇。我认为,我憨厚敦实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陕北男人,盖房就是他最主要的人生理想之一。
我们全家从陕北老家一路向北来到鄂尔多斯前,父亲已在外探了二十多年的路。1959年腊月,寒风刺骨,我们全家人冒着严寒来到东胜酸刺沟煤矿,父亲让家人住在他提前安排好的工友一间倾颓的旧房内。
第二年一开春,父亲就开始实施他蓄谋已久的盖房计划:按照家乡的传统,他想在煤矿附近山的阳面挖一孔向阳窑洞。
听到父亲的计划,工友提醒他:“这里的土质与陕北的不同,不适合挖窑洞!”但考察了一年的父亲已下定了决心,按时开工。挖到第三天,窑洞果然如人所料,坍塌了。做了十几年矿工,经验丰富、身手敏捷的父亲提前察觉到了危险,与工友成功逃脱。
那次事故后的,虽然谁也没有批评和埋怨父亲,但那一段时间里,父亲却像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一言不发。
母亲认为:父亲是因为损失了半袋白面、十几块钱而懊恼。
此后几年,父亲再也没有提盖房的事。
1964年,在矿区生活的第四个年头,东胜“泥画社”招收建筑工人,38岁的父亲与几位工友毅然辞去了煤矿工作,改行成了一名“泥瓦匠”。
1965年,全家跟随着父亲来到东胜,寄居在东胜南郊一间砖砌的窑洞内。
1967年一个春日,沙尘暴刚过,空气中仍弥漫着尘土味道,父亲用80块钱买下了一间小土房,后墙外有一块空地,距主街有三十多米。
全家住进去后,父亲从此不再空手回家,起早贪黑地积累着建筑材料。几个月里,父亲积攒的砖瓦、石块、旧门窗、柳条、木棍、破椽檩堆满了土方的南墙。
第二年,在工友帮助下,紧贴着土房的南墙,父亲用土打垒起墙,建起了一间朝阳的土房。
新房可以居住后,父亲在新旧房之间半米厚的夹墙上开了一个洞,洞的两侧连着两盘大炕,全家在新房里吃饭,在旧屋里睡觉。
对童年的我来说,天天在那个洞钻来钻去,是一件非常新奇快乐的游戏。
此后,父亲不停地施工。三年时间,一个四间正房、五间南房、占地200来平米的小院生长在了那里,成了我们稳定的家。从此,全家结束了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在东胜牢牢地扎下了根。
随后,父亲以120元的价格卖掉了原先的那间土房。
在那个大院里,有好几户从陕北来的打工者,他们像父亲一样,悄无声息地扩大着自己的领地。
在一家十口人捉襟见肘的生活逼迫下,父亲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儿都肯干。除了泥工活儿,父亲还干过油工,做过木匠,拉过板车,修过自来水和下水道……让人吃惊的是,我还见过父亲“画腰墙”。虽然画得很简单,只是几根粗细线条和转角的两个“万”字形状,但有一点美术功底的我知道,用油漆在墙上画平滑的直线是很难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不会写字的父亲是怎么做到的?
我后来想,也许是父亲对他盖的那座平房的美观度不满意,于是,他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一边挣钱养家糊口,一边用现学的手艺改造和美化着他的作品。
二十几年里,父亲把土墙刷上白灰,画上腰墙;把屋顶糊上麻纸;在朝外的土墙上包一层砖;将门窗玻璃换成整块,将门窗用砂纸打磨,油上一遍漆……
但父亲的努力好似破麻袋上绣花——基础太差,尽管父亲非常努力,直到1997年大院整体拆迁改造前,也没有达到父亲满意的效果。
我成家后,单位分给我一套房,是那种美观的砖瓦起脊家属房。整齐结实的外观,整洁的水泥地面,家里有沙发、茶几、圆桌和洗衣机,后来,还买了一台14英寸彩电。
那几年,家乡再来人,父亲会领着他们到我家来参观。在家乡人的夸赞声中,父亲脸上泛着红光,写满了成就感。
1999年,单位分给顶替父亲当了建筑工人的弟弟一块宅基地。弟弟盖房期间,年近七十的父亲昼夜守在那里,用了一个夏天,帮着工人为他的小儿子盖起了一座高大宽敞的砖瓦起脊房。
乔迁之时,大家在一起相聚。父亲站在院外,静静地仰望着那座漂亮的建筑,客人和路过的同事纷纷给父亲道贺。父亲请他们进屋喝酒,神情中有一种平和的骄傲与自豪。
父亲喝多了酒,说了很多话。那是梦想实现之后的喜悦。
吕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