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回首往事，最为难忘的是知青岁月。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团里和连队组织的开荒大会战一个紧接一个。知青们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顶着烈日，冒着风雨，挥舞锄头砍刀，拼命苦干，体力严重透支。下乡头一二年，尽管知青们想家想得发慌，但那年头谁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有的知青把家里发来的“父病危，速回”、“母住院，盼归”之类的加急电报藏了起来，深夜里蒙着被子偷着哭泣流泪；有的知青提出“不实现祖国橡胶自给，就决不回家探亲”的口号，有的写下决心书发誓“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山区一辈子”，被连里和团里树为“先进典型”，广为宣传。
我第一次回潮州探家，是在1972年国庆节前夕，从偏僻的山区农场坐车到达海口后，几个结伴同行的知青直奔秀英码头去购买开往广州的船票，只见售票处里三层，外三层，人头攒动，我们跻身到排队购票的长龙之中像蜗牛般缓慢地挪动发酸麻木的双腿。从中午排到傍晚日落时分，那窄小的售票窗还是无情地关上了。没办法，我们只有继续排队通宵等候，好在得到同行探家的海口知青的关照，从自己家中拿来了草席被单，让我们在码头附近打了个地铺，几个人凑合着轮换歇息和排队，熬过了天气闷热、蚊虫叮咬的不眠之夜。第二天好不容易才买到船票，那一次我们坐的是临时载客的“红旗号”货轮，偌大的货舱甲板，一溜排开仅有一张张草席的睡铺，在海上颠簸了一天一夜，疲累不堪，好多晕船的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到达广州港口后，又急匆匆地赶往汽车总站排队购买开往潮州的车票，途中几经辗转才回到家。那年头没有手机电话可打，可苦了知青们家里的亲朋好友，提早到车站苦苦守候，掐着指头计算着归来的时辰，如碰上汽车晚点，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是归心似箭，舟车劳顿，一边是翘首热盼，望断天涯路。当我们风尘仆仆回到家，已经是心力交瘁，浑身快散了架，要休息好几天才缓过劲儿来。
现在想想当年探家的旅途艰辛，知青们往往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尤其是探家归队时，一路上背负着沉重的行李包袱，更是苦不堪言。
下乡八年多，我先后三次回家探亲。当年回家探亲时，我们知青由于长年的开荒大会战，个个晒得像黑人一般，走到城里的大街上，令某些城里人刮目相看，投来异样厌恶鄙视的眼光，知青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城市的“弃儿”和“另类”，有的探家期间干脆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走亲访友，而探家期满滞留不归，也将成为城里的“黑户人口”。街道和居委会多次组织清退滞留在城里的下乡知青，动员规劝他们归队，知青的家人也爱莫能助。结果，别无选择，大多数知青只有灰溜溜地返回农场那简陋的“老窝”安身立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建设兵团改制为农垦建制后，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和转机，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一批又一批下乡知青通过招工、参军、保送上大学，以及办理“困退”、“病退”手续等不同途径，悄然地离开了农场，返回城里去。当时农垦系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符合条件转干提干的，必须向组织承诺，保证在山区农场安家落户，否则一切免谈。1978年初，我被农垦总局借用写稿，期满返回农场，调到场部机关负责新闻报道工作，本来有转干提干的机会，但我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因为当年山区农场生存环境太恶劣，将来还要结婚过日子，还是随大流返城吧！于是在第三次探家期间，我开始办理“照顾困退回城”的手续，于1978年底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后来，常听费翔《故乡的云》“……眼前飘过故乡的云……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伤痛……”一曲未终，我已经潸然泪下！
我们家居住在市区的楼房里，已有二十多年，整条楼道住着十几户人家，邻里关系和谐融洽。前几年，各家的孩子像雨后春笋般长大了，陆陆续续考上大学，有的已经毕业在大城市找到了工作，一个个成为“飞鸽牌”，往日喧闹的楼道冷清了许多，孩子们匆匆上学的脚步声、父母的叮嘱声远去了，留下来的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邻居，我曾戏谑地对大伙说，用不了多久，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之家”。幽默之中，略带几分失落、几分惆怅、几分无奈。花开花落，春去春来，每到春节和五一、国庆等节日，冷清的楼道又喧闹了起来，不时传来熟悉的笑声，带来了孩子们那青春的气息。邻里见了面，第一句话总是问：“你家的孩子回来没有？什么时候回家过年？有没有带对象一起来？”那段时间，家家户户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大人们跑前跑后，忙这忙那，张罗着给自家的孩子做可口的“潮州菜”，陪同孩子走亲访友，或是聚会，其乐融融。孩子们长大了，放飞了，对“家”的观念改变了许多，不再固守“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思想。人各有志，只要年轻一代过得比我们这一代好就满足了，尽管守着空巢，平添了几多孤独和寂寞，但仍是坦然面对，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林汉龙
